东洋良马的陨落：国民党三年毁掉日本马政四十五年的努力

• 2026-09-12

1945年9月，南京的投降仪式结束。在日军逐步移交军事装备物资时，最后的武器清单上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军马共七万四千一百五十九匹。这些并非普通的农场马，而是历经四代人和四十五年辛勤培育的顶级军马，专为军事用途而培养。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仅仅短短三年多后，这批凝聚了国家心血的优质战马便全部消失殆尽，无一幸存。这段鲜为人知的近代史，揭示了中日两国在处理事务上的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也折射出解放战争中的根本逻辑。

日本军马的改良始于一场深刻的耻辱。1900年，八国联军的阅兵式上，日本骑兵的表现遭到西方列强的嘲笑。那时，日本本土的马平均肩高仅为1.35米，其身形矮小如驴，成为欧美军官的笑柄。更为致命的是，这些马未经严格的驯化和阉割，面对战场的炮火容易惊慌失措，导致战马嘶鸣、失控，常常暴露日军侦察部队的位置，严重影响作战效率。意识到骑兵的短板后，日本开始了漫长的马政改革之路。

早在1877年，日本就在东京三田设立了专门的种马场，启动了为期三十年的马种改良计划。早期的改良得益于拿破仑三世赠予的26匹优秀的阿拉伯公马，试图优化本土马种。然而，由于种马数量有限、近亲繁殖问题严重，改良效果微乎其微。到1887年，日军现役的五千多匹军马，其肩高仍然停滞在1.35到1.38米之间。尽管在甲午战争期间，经过改良的日军军马肩高勉强达到1.42米，虽然相比晚清的本土马有所改善，但与欧洲战马相比，依然有20厘米和70公斤的显著差距。

导致日本痛定思痛的，是日俄战争的惨败。相比于俄军6匹顿河马轻松牵引的野战重炮，日军却需要8匹马，日本的后勤机动能力显得十分薄弱。这场战争后，日本意识到必须全面提升马匹的素质，开始了国家级的马政建设。1906年，日本正式设立马政局，接连发布了多个马政振兴计划，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系统的育种工作，分类培养适合战争的战马。

这些努力逐渐显现成效。1906年，日本本土矮马占比高达87.8%，而到1923年，杂交良种马的比例突破了80%，到了1935年，良种率更是高达93.2%。1939年全面侵华时，日军军马的标准已提高到肩高1.6米。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日本最终实现了淘汰劣质本土马，培育出适应现代战争的优秀战马种群。

1945年日本战败后，日军不仅交出了七万多匹优质军马，还将完整的育种档案与饲养规范、兽医防疫体系一并移交。这原本是中国军工后勤发展弯道超车的良机，却因国民政府的混乱和无能而白白浪费。接收工作杂乱无序，缺乏专门的马政机构对接，专业人才极度匮乏。超过七万匹的战马被暂时安置在南京的临时马厩，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日军有严格的养马标准，每天清洗马匹、修整马蹄、精确配比饲料。而国府接收后，饲料短缺、水源污浊，导致养护完全失控。大批战马开始出现拉稀、蹄腐和传染病，原本精心培育的良种战马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接连倒下。1946年，国民政府盲目追随美国军队，急于推行全军机械化，决定全面淘汰骡马作为运输工具。但当时国内的交通条件极其糟糕，燃油匮乏，维修体系几乎空白，导致美式卡车抢眼却频频抛锚，曾在豫东、鲁西南战场甚至出现农民用牛拖军用卡车的荒唐情景。

在这场政策的混乱中，唯一懂得马政的专家崔步青（1901-1969）早已经预见了将要发生的灾难。他是中国现代马政的奠基人，也是唯一毕业于日本东京陆军兽医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深谙战马的育种、饲养和防疫技术，曾高价精选阿拉伯良种马回国，任职于国防部联勤总部，担任马政司副司长，是当时国内马政的权威。

面对推进机械化的政策，崔步青多次上书谏言，坚定认为由于中国地形复杂及基础设施薄弱，机械化无法一蹴而就，骡马仍然是战场上的核心后勤力量。他主张继续保留和扩建马政体系，优化军马的培育和养护。然而，在强大的机械化政策压力下，他的建议无人采纳，最终被调离了马政核心岗位至使马政建设完全停滞。

人为的荒废和政策上的失误使七万匹东洋良马走向了灭绝之路。1946年上半年，军马数量锐减至三万匹。到了1948年深秋，贵州清镇的种马场遭遇持续的冻雨，因无人管理，最后三匹珍贵的阿拉伯良种马不幸冻死，浸泡在水中的《军马育种纲要》，象征着日本四十五年心血的化为乌有。

讽刺的是，数月后的淮海战役中，胜负印证了上述的道理。国民党军队的机械化瘫痪，战马的全军覆没，导致被围困在陈官庄时不得不杀马充饥，后勤完全崩溃。反观解放军，则依赖百姓的支持，动员了五百四十三万民工、七十六万匹骡马和八十八万辆推车，日夜输送粮草和弹药。陈毅元帅那句“淮海胜利是小车推出来的”，完美地体现了民心和务实的力量。进入1950年，在朝鲜战场上，幸存的老旧日式军马依然跟随志愿军奔赴雪域高原，拖着重型榴弹炮，在冰雪中坚守前线，继续为国服务。直到1970年，台湾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取消了骑兵编制。从日本开始马政改革到国军彻底抛弃其军马体系，仅仅历时六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