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讲述：遵义会议上对毛主席强烈反对的两位领导

• 2026-09-14

在讨论遵义会议时，大家都明白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你可知道，会议中有两位领导人对毛主席的意见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并且争论激烈，场面一度失控。陈云在晚年回忆道，如果没有这次会议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历史真的可能会被改写。那么，这两位坚决反对的人物是谁？他们为何如此坚定地站在对立面？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段较少为人知的历史。

1935年1月，遵义城寒风刺骨，红军的将领们情绪更加低落。伴随长征的开始，中央红军从最初的八万六千人减少至三万多，在外有敌人逼近、内有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红军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会议的开始，气氛异常紧张，博古首先作了主报告，随后周恩来总理也进行了副报告。张闻天的发言尤为猛烈，逻辑清晰并且用词尖锐，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以前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

毛主席在发言中逐一列举了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初期博古及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错误。他形象地强调了几个基本道理，指出在战斗中，根本的常识是有些人并未理解。这些看似简单的话语，实际上戳中了那些坐在房间里绘制地图而不知实情的指挥官们的痛处。陈云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他对军事知识并不深刻，但通过毛主席的发言，他认识到这位领导者真正懂得何为战争的实质，讲求的是从实践中分析问题，而非空谈理论。

在遵义会议上，陈云的角色十分关键。与会的中央常委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和陈云，而陈云的态度对毛主席至关重要。他在会上明确表态，坚决支持毛主席的主张，指出湘江的惨痛历史绝不能重蹈覆辙。他的这番话分量颇重，因为湘江战役造成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多，损失无疑是惨重。陈云对此表示，继续让博古担任主要负责人已是行不通，请大家认真考虑更换领导的问题。张闻天后来就对此回忆称，陈云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方向。在陈云、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人的支持下，加上大多数与会者的共同努力，最终决定解除博古的职务，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常委，这一决定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会议结束后，陈云被委以重任，负责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他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成为研究这次会议的重要资料，详细而系统的内容为后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使得许多历史的细节得以得以铭记。假若没有陈云的记录，许多事情便难以如此详尽地被后人所知。

那么，那两位在会议上顽固反对毛主席的人究竟是谁呢？根据历史资料，主要是博古和李德。博古当时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在会议上竭力为自己的错误军事路线辩护，坚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客观因素引起的，而非他战略战术上的失误。李德展现出更为顽固的态度，身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在会议中坚决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误，认为他在苏联学习的战术并没有问题，只是在中国执行失败了。毛主席当时立即指出了李德的问题所在，阐明他缺乏对中国国情和红军实际状况的认识，固守教条，无法听取不同意见，最终使得不适用于中国的战略硬性套用，酿成了惨重的后果。

遵义会议上的争论表面上是关于军事路线的争执，实际上深刻反映了党内对中国革命路径的根本分歧。博古和李德代表着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而毛主席则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这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一个通往毁灭，一个则带来希望。博古和李德的军事决策导致了红军的惨痛代价，湘江战役后，军队人数骤降，让任何一支军队都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损失。

刘伯承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众多干部看到反围剿接连失利，即将面临绝境，与以前的反围剿情况相比，他们逐渐意识到是因为排斥以毛主席为核心的正确路线，而执意采取错误的方针，造成了部队内部的怀疑与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因此，遵义会议能够对军事领导和党内领导进行改变，离不开这种深厚的群众基础。

陈云对遵义会议的细致回忆，尤其是他撰写的传达提纲，为我们解开了不少历史的谜团。这份珍贵的手稿在20世纪50年代从苏共中央收回的一批档案中发现，最初没有署名与日期，直至1982年，中央档案馆邀请参与遵义会议的领导人来辨认，陈云一眼便认出了这份文件。他表示这是自己的笔迹，是在会议后为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写作的时机大约是在行军经过威信到泸定桥的途中。这份详尽的记录显示了他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在艰苦的环境下仍然不忘记录历史。

这份传达提纲详细列出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参会人员及所作的决议。